1949年聂荣臻爱将带病枪杀日本医生被判死刑背后原因令人心酸

　　1950年2月的一个寒冷清晨，华北军区司令部内气氛凝重。聂荣臻将军手中握着一份死刑判决书，却迟迟无法下笔。案件的主角是他多年的爱将，我党第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沙飞。这位曾用相机记录下无数抗日战争珍贵影像的功臣，竟在和平年代因枪杀一名日本医生而身陷囹圄。更令人不解的是，被害的津泽胜医生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战同盟成员，还在战后为解放军医疗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位战功赫赫的功臣，为何会对一名善意的医者痛下杀手？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令人心酸的故事？

　　1949年12月15日，石家庄的冬天格外寒冷。白求恩国际医院的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与暖气片的热浪交织在一起。这座由加拿大党员白求恩亲手创建的医院，在解放战争时期救治了无数战士。然而这一天，医院的宁静被三声突如其来的枪响彻底打破。

　　当时正值午休时分，医院的503病房内传出一阵剧烈的争吵声。值班张玉兰第一个冲向事发现场，推开房门的瞬间，她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津泽胜医生倒在血泊中，身上有三处枪伤，其中一枪正中额头。在房间的另一角，两名警卫正死死按住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

　　这名开枪者就是沙飞，此时正在白求恩医院接受治疗。事发前，他已在医院住院两个月，主要是因为长期在战场环境下工作导致的多种并发症。津泽胜作为主治医生，一直负责他的治疗工作。

　　枪声惊动了整个医院。院长李士仁立即组织了一个由五名专家组成的抢救小组。与此同时，华北军区卫生部也紧急调派了来自北京的外科专家乘专机赶往现场。然而，面对额头的致命伤，即便是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回天乏术。经过四个小时的抢救，津泽胜医生最终停止了呼吸。

　　事发当天下午，华北军区立即派出调查组进驻白求恩医院。通过走访目击证人，调查组还原了案发经过。当天上午九点，津泽胜按照常规查房来到沙飞病房。在例行检查时，沙飞突然情绪激动，指责津泽胜在治疗过程中使用有害药物。津泽胜试图解释，但沙飞已经失去理智，从枕头下掏出一支。

　　警卫赵德明回忆说，他和同事听到争吵声赶到病房时，沙飞已经开了第一枪。他们试图制止，但沙飞仍然连开两枪。直到第三枪击中津泽胜额头后，他们才最终将沙飞。

　　案发当晚，华北军区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这起恶性事件的发生震惊了整个军区领导层。作为一名具有特殊身份的军队干部，沙飞的暴力行为不仅违反了军纪国法，更严重损害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毕竟，被害人津泽胜不仅是一名医生，更是日本反战同盟的重要成员，为中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当晚，石家庄下起了大雪。白求恩医院503病房的灯光彻夜未眠，法医和现场勘查人员仔细搜集每一处证据。医院的走廊上，不时有推着装满医疗器械的推车匆匆走过，仿佛要抹去几小时前那场悲剧留下的痕迹。

　　1912年，沙飞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商人家庭。原名沙文汉的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30年代初期，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首次接触到了摄影技术。当时的上海滩上，林林总总的照相馆里，他常常驻足于橱窗前，观察那些记录时代变迁的黑白照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位年轻的商人之子带着一台德国产蔡司相机，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在晋察冀边区，他加入了八路军总部，成为我党第一位专职的战地摄影记者。从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沙飞＂，寓意要像沙子一样，飞向每一个需要他的战场。

　　在晋察冀军区部设立的新闻摄影科里，沙飞建立起了我党第一个专业的战地摄影工作室。这个仅有几平方米的暗房里，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永远定格。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沙飞跟随部队深入敌后。在平型关战役中，他趴在距离日军阵地仅几百米的山坡上，用相机记录下八路军战士们英勇冲锋的场面。

　　1941年冬，沙飞在太行山区拍摄了著名的＂担架队＂组照。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队员们踏着积雪，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后方医院。这组照片后来成为了展现我军后勤保障能力的重要历史见证。

　　1942年至1945年间，沙飞随军转战华北各地。他的足迹遍布冀中平原、太行山区和晋东南地区。在这期间，他不仅拍摄战斗场景，还深入群众，记录下了根据地军民一心抗日的感人画面。他拍摄的＂地道战＂＂地雷战＂等组照，真实展现了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中的独特战术。

　　1944年春，沙飞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但他仍坚持带伤拍摄，用镜头记录下了解放区军民的生产自救运动。他拍摄的＂大生产运动＂系列照片，展现了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坚强意志。

　　沙飞的相机不仅记录战争，还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在著名的平津战役中，他跟随解放军部队进入北平城。在城楼上，他拍下了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历史性画面。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沙飞也在现场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庄严时刻。

　　十余年间，沙飞留下了超过两万张珍贵的战地照片。这些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国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影像档案。他的镜头下，有硝烟弥漫的战场，有战士们坚毅的面容，有百姓们支援前线的身影，更有胜利的辉煌时刻。

　　然而，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位战地记者。长期在恶劣环境下工作，频繁接触显影剂等化学药品，再加上多次负伤，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49年10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因病住进了白求恩国际医院。谁也没想到，这次住院竟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1949年10月，沙飞被送入白求恩国际医院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极度恶化。十多年的战地摄影生涯，不仅给他留下了多处战伤，更严重的是长期接触显影剂等化学药品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医院的检查报告显示，沙飞的肝功能严重受损，全身多处器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变。最为棘手的是，他还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病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难以根治，只能通过止痛药物来缓解症状。

　　津泽胜医生接手沙飞的治疗工作后，发现他的病情比预想的更为复杂。除了身体上的疾病，沙飞还表现出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根据病房的记录，沙飞经常整夜失眠，有时会突然从梦中惊醒，口中喊着战场上的口号。

　　在住院期间，沙飞的行为越发异常。他经常无故发脾气，对医护人员的态度也变得暴躁。有时，他会固执地认为医院给他使用的药物有问题，拒绝服用任何药物。院方不得不请来他的老战友做工作，才能让他继续接受治疗。

　　11月初的一天，沙飞突然要求更换病房。他声称自己的病房里有＂可疑的气味＂，坚持认为有人在药物中动了手脚。医院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换了病房后，这种怀疑的情绪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12月初，沙飞的病情出现短暂好转。但就在这时，他开始对主治医生津泽胜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在一次例行查房时，他甚至当着其他医生的面指责津泽胜＂别有用心＂。尽管津泽胜一再解释治疗方案，但收效甚微。

　　医院的专家会诊记录显示，沙飞的症状与典型的战争创伤综合征高度吻合。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战场环境，目睹了太多生死离别，这些经历在和平时期才逐渐显现出其破坏性的一面。特别是在疾病和药物的双重作用下，这种症状被进一步加剧。

　　更为关键的是，战争年代积累的对日本人的戒备心理，在病态的状态下被无限放大。虽然津泽胜是著名的反战同盟成员，为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沙飞逐渐失去理智的认知中，这些都被扭曲了。

　　12月10日，院方注意到沙飞的情绪波动越来越大。他开始拒绝所有人进入病房，甚至要求撤换所有参与他治疗的医护人员。院方随即向军区卫生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但在等待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悲剧还是发生了。

　　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12月15日那个命运的上午，当津泽胜医生例行查房时，积蓄已久的风暴终于爆发。沙飞用藏在枕头下的，结束了这位医者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事后的司法精神鉴定显示，沙飞在案发时处于部分丧失辨认能力的状态。战争创伤、疾病折磨和药物反应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情况并不足以改变最终的判决结果。

　　1949年12月16日，北京军区保卫部门接到白求恩国际医院的报案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沙飞被当场逮捕，案件材料随即移交军事检察院处理。军事检察院随即成立专案组，对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展开全面调查。

　　专案组的调查报告显示，案发当天上午9时许，津泽胜医生按照惯例来到沙飞的病房查房。在简单的问诊后，当津泽胜准备为沙飞更换点滴时，沙飞突然从枕头下掏出一支，朝津泽胜连开三枪。第一枪击中津泽胜的，第二枪打中腹部，第三枪则击中了他的头部。津泽胜当场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的搜查中，专案组在沙飞的病房里发现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详细记录了他对医护人员的种种怀疑。同时，专案组还查明了那支的来源。这是一支沙飞在战争年代随身携带的勃朗宁，住院时他谎称已经上交组织，实则一直藏在随身物品中。

　　1950年1月，北京军区军事法庭对沙飞案进行了审理。庭审持续了三天，法庭传唘了包括医院工作人员、沙飞的战友在内的多位证人。面对法庭质询，沙飞承认了开枪击毙津泽胜的事实，但坚称自己是在＂保护＂。

　　在审判过程中，沙飞的辩护人提出了多项减轻处罚的理由：其一，沙飞是功臣，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二，案发时沙飞的精神状态异常，存在法律上的从轻处罚情节；其三，战争创伤和疾病的双重打击导致其判断力严重受损。

　　然而，检察方则强调了案件的严重性：第一，沙飞蓄意隐瞒，这本身就是严重违法行为；第二，他对津泽胜医生的指控完全是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三，津泽胜是著名的国际友人，为中国做出过重要贡献，杀害他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1950年2月15日，军事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法庭认定，沙飞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虽然其确有立功表现，但考虑到案件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依法判处沙飞死刑。沙飞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3月1日，北京军区高级军事法院对沙飞案进行二审。合议庭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军事法院审查后，于3月20准了死刑判决。在此期间，多位沙飞的老战友和同事曾，请求对其从轻处理。但考虑到案件的性质和影响，最终没有改变判决结果。

　　1950年4月1日清晨，在北京郊外的一处刑场，执行人员宣读了死刑判决书。沙飞没有做任何最后陈述，静静地走向刑场。当第一缕晨光照射大地时，枪声响起，这位曾用相机记录历史的战地记者，就此结束了他传奇而悲剧性的一生。

　　按照规定，沙飞的遗体被就地掩埋。其所有的遗物，包括那些珍贵的战时照片底片，都被移交给有关部门保管。他的档案被列为最高机密，直到多年后才解密。

　　1950年4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沙飞案的审判结果。这则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文艺界和医疗界引发了强烈反响。当时的卫生部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各医疗单位加强对国际友人医务工作者的保护。

　　1951年，津泽胜医生的遗体被运回日本。在东京举行的追悼会上，数百名日本进步人士参加了悼念活动。津泽胜的家人收到了中国政府送来的慰问信和抚恤金。他的儿子津泽善夫后来继承父志，于1956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医学院任教。

　　1957年，沙飞的遗物箱被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大量未曝光的照片底片。这些底片经过专业冲洗后，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抗战场景。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组反映平型关战役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成为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史料。

　　1960年代初，一些老战友开始为沙飞的历史功绩申请平反。他们收集整理了沙飞在战争年代拍摄的照片，编辑成《战地摄影集》。这本摄影集虽然完成了编辑工作，但因为特殊原因一直未能出版。直到1978年，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才首次与公众见面。

　　197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历史影像展＂，沙飞的作品占据了重要篇幅。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其中不乏当年在战场上与沙飞并肩作战的老战士。他们在照片前驻足良久，回忆着那段峥嵘岁月。

　　1980年，中事博物馆专门设立了＂抗战影像＂专区，沙飞拍摄的大量战地照片成为永久展品。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场景，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85年，日本NHK电视台摄制组来华拍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沙飞》。摄制组深入晋察冀老区，寻访当年与沙飞共事过的人们，收集整理相关史料。这部纪录片在日本播出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复杂的历史。

　　1990年，沙飞的部分遗物被移交给他的家乡宁波市博物馆永久收藏。其中包括他使用过的照相机、军装、笔记本等物品。博物馆专门辟出一个展区，陈列这些见证历史的物件。

　　2000年，中国摄影史研究会对沙飞的摄影作品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发现，他留下的战地照片总数超过两万张，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一万三千余张。这些照片涵盖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役、根据地建设、群众生活等多个方面。

　　2010年，一批新发现的沙飞照片底片在河北省档案馆被发现。这批底片主要记录了1940年至1945年间晋察冀边区的社会生活场景。这些照片的发现，为研究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

　　2020年，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开始对沙飞案进行新的研究和探讨。随着相关档案的逐步解密，这个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案件，正在被历史学者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沙飞留下的影像档案，仍在继续讲述着那个时代的故事。